屠格涅夫简介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是19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以对于时代变迁、生命荣枯、情感起落的敏锐感知和对于人道、自由、进步的纯正态度以及朴素优雅、含蓄纯净的艺术风格而著称于世。
屠格涅夫生于图拉省奥廖尔一个贵族地主家庭。父亲是近卫军退役军官，母亲是个富有而专横的农奴主。1827年，全家迁居莫斯科。屠格涅夫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833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几乎与赫尔岑、奥加廖夫、别林斯基、斯坦凯维奇、莱蒙托夫;冈察洛夫同时就读于这座培养了俄国第一流天才艺术家、思想家的智慧圣地，受到新思想和各类学潮的冲击。1834年，屠格涅夫又随家迁居彼得堡，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学习，对哲学产生了兴趣。1838年，因厌恶黑暗的农奴制俄国，他前往欧洲的“思想王国”德国，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斯坦凯维奇和巴枯宁，同他们成为挚友。在他们的影响下，他的反农奴制倾向更加强烈。1841年归国。
1843年屠格涅夫与别林斯基结识，并成了彼此敬佩的亲密朋友。别林斯基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和现实主义美学观影响了屠格涅夫思想与创作的发展。在对农奴制和斯拉夫主义的批判上，屠格涅夫从贵族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成为民主主义者的同路人。1843年，他发表了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长诗《巴拉莎》，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他成为《现代人》杂志的撰稿人，加强了它的阵容。
1846年，屠格涅夫移居法国。从1847年到1852年，他集中精力创作了《猎人笔记》。这部短篇特写集的问世，震动了俄国，使他一跃而成为欧洲知名的大作家。1852年，果戈理逝世，他不顾当局的禁令，撰写了悼念文章，因而沙皇下批文将他拘留了一个月。在拘留期间他又写出了更猛烈地抨击农奴制的中篇杰作《木木》，于是又被遣回原籍软禁了一年半。
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是俄国农奴制出现严重危机并开始改革的年代，也是俄国解放运动由贵族知识分子时期过渡到平民知识分子的时期。作家以敏锐的眼光把握住了时代变动的脉搏，把描写对象由农奴与农奴主之间的矛盾转向了知识阶层与整个现实之间的冲突，创作了《罗亭》等4部长篇小说，以鲜明生动的“多余人”形象和“新人”形象将他的创作推向了顶峰。但屠格涅夫属于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改良派，既反对斯拉夫派美化宗法制农民和主张社会倒退，也不赞成民主主义者的暴力革命论和农奴民主制，同时也不同意全盘西化的西欧派，批评自由主义的自私自利。他主张温和的君主立宪制和渐进改革论，认为社会进步只能靠少数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启蒙工作。1860年，屠格涅夫退出《现代人》。1861年俄国实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屠格涅夫曾对改革抱有幻想，赞美这是“俄国历史的新纪元”。在1863年因沙皇为迫害进步人士所制造的“32人案件”受牵连时，他上书亚历山大二世，保证信仰的“温和”与“忠诚”。因而，屠格涅夫同时受到左、右阵营的激烈攻击。
但是农奴制改革并没有实现屠格涅夫所企盼的“俄国生活的彻底转折”，相反，农奴愈加贫困，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这使他对改革彻底失去了信心，思想产生了严重危机，创作进入低潮，曾一度陷入了唯美主义和悲观主义。
从1863年起，屠格涅夫长住国外，被福楼拜、左拉、莫泊桑、乔治·桑尊为老师与挚友，曾任过欧洲作协副主席。他大量翻译、介绍过俄、法文学，为促进俄国与欧洲的文学交流，特别是为欧洲认识俄国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屠格涅夫创作
屠格涅夫的创作可分4个时期：
第一时期(1834—1847)，屠格涅夫在诗歌、短篇小说、戏剧、评论、翻译等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尝试，主要摹仿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两种作品都有，内容涉及诗意盎然的俄罗斯大自然，迷人而伤感的爱情，外省贵族的腐朽生活，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形象，贵族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的矛盾等，基本上涵盖了日后所有作品的主题。叙事诗《巴拉莎》(1843)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描写了维克多与巴拉莎的爱情悲剧，揭露了农奴制下空虚庸俗的社会环境扼杀美好青春和高尚志向的罪恶。早期习作在追求语言音乐感、形象化、辞藻美和简洁有力方面对日后创作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时期(1847—1852)是屠格涅夫创作成熟期，创作体裁有中短篇小说、特写故事和戏剧，题材主要表现地主与农奴之间的矛盾，具有思想深刻、画面广阔、笔法精致等特点，充分显示了屠格涅夫即将成为一位艺术大师所具有的天才。
《猎人笔记》(1847—1852)是作家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这是一部由特写、短篇故事组成的作品集，共25篇。它以猎人“我”的见闻、经历为线索，将所有作品串联为一个主题一致、色调和谐的完美整体。作品充分展现了40年代俄罗斯农村的广阔画面，塑造出农奴与农奴主两大对立性系列人物群像，在充满诗情画意的俄罗斯大自然的背景下层示了黑暗、残暴的俄罗斯农村现实，以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歌颂了俄国农民的美好品质和惊人才华，反映了广大农奴的非人生活，揭露了农奴制地主贵族的凶残本性，表达了强烈要求改变现存制度的政治愿望。它是射向农奴制的“一阵猛烈的炮火”，被看作“一部点燃火种的书”。
《木木》(1852)堪为世界中篇小说中的杰作。小说里的女地主是以作家的母亲为原型写成的。她专横、乖张，凭一时的怪念头就把女奴达吉亚娜送给酒鬼卡皮通为妻，断送了达吉亚娜和格拉西姆的幸福;她又执意要杀死小狗木木，剥夺了格拉西姆最后一点安慰。格拉西姆是一个又聋又哑的农奴。作家细腻、传神地写出格拉西姆丰富的内心世界，赞颂了他美好的感情与品质，控诉了农奴制的惨无人道。
这一时期，作家的重要作品还有《多余人日记》(1850)等中篇小说和《食客》(1848)、《单身汉》(1849)、《乡间一月》(1849)等7个剧本。
第三时期(1852—1862)是屠格涅夫创作的高峰。从1852年起，作家开始由展现俄国一般社会现状和基本矛盾转向“从偶然性的变幻中挖掘典型”，通过升华为“诗意理想”的典型形象来把握时代的“运动规律”，以探索生活出路。他对准浓缩了时代风云的最活跃的主导力量—一知识阶层，集中笔墨描写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精神状态、性格矛盾和悲剧命运。围绕这一中心，作家创作了前后承接、彼此呼应的4部长篇小说和几部中篇小说。
《罗亭》(1856)是屠格涅夫第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罗亭是40年代俄国优秀贵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高度的哲学修养、敏捷的才思、出众的口才，富于追求理想的热情和醉心于公益事业的探索精神，是一个远远高于现实、为“思想服务”的启蒙者形象。但另一方面，他身上又有贵族知识分子的那种脱离实际、崇尚空谈、沉溺于抽象思辨和空洞幻想的致命弱点，因而一事无成，既不能改变周围现实，也不能获取个人幸福，一生孤独漂泊。但是罗亭传播了自由思想，最后战死在巴黎巷战的街垒中，他是俄国文学中最具光彩的“多余人”。
《贵族之家》(1859)中的拉夫列茨基是40年代另一类知识分子典型。他的一生与其祖辈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部俄国贵族阶级的衰败史。其曾祖父安德烈门第显赫，专横残暴，短命而死。祖父彼得粗暴简单，守旧懒散，挥霍无度，家业渐衰。父亲伊凡受过西式教育，曾反抗父命与女奴结婚，也有过改革政治的打算，但骨子里却是贵族阶级的孱弱灵魂和自私自利的虚荣，因而一受到时代风暴的冲击就成了一个畏首畏尾、痛悔过去的可怜虫。拉夫列茨基无疑是其家族中“最进步”的一个，他有追求广博知识与高尚生活的强烈愿望。但他没有实际生存的能力，也不具备追求理想的勇气，更没有向传统挑战的胆量。在他身上，更多的是委顺承命的忍让和生命活力的消亡。虽然结尾时作家安排他去为农民耕田，以弥补他言行脱节和脱离人民的弊病，但其软弱无力的性格已注定了他将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小说揭示了贵族阶级无可避免的没落命运，为贵族阶级唱了一曲凄凉的挽歌。
《前夜》(1860)写于农奴制改革的前夕，反映了时代呼吁新生力量的迫切要求。作家清楚地看出贵族知识分子已无力承担时代重任之后，便把目光转向了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的平民知识分子，于是塑造出英沙罗夫这个性格坚强、目标坚定、富有行动力量和牺牲精神的保加利亚爱国者形象。坚强、热情、精神高尚的叶琳娜对他一往情深的爱，体现了俄国社会民主、自由精神的高涨和对时代英雄的渴望。
这一时期屠格涅夫的重要中篇小说有《书简》(1855)、《阿霞》(1858)、《浮士德》(1859)、《初恋》(1860)等，它们更注意情感问题。
第四时期(1862—1883)，时值俄国进入农奴制改革后反动时期，作家也渐入抑郁的暮年，思想日趋保守和悲观，因而在创作内容上强化了命运的主题和愤世疾俗的嘲讽，在艺术上则走向了结构松散和风格沉郁，唯美倾向、幻想色彩、哲理意味加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烟》(1867)和《处女地》(1877);中短篇小说《幻影》(1864)、《够了》(1865)、《死》(1883)、《草原上的李尔王》(1869)、《春潮》(1872)、《蒲宁与巴布林》(1874)、《爱的凯歌》(1881);散文诗集《散文诗》(1878—1883)。
《烟》对反动大贵族的倒行逆施给予了无情揭露，对流亡国外的革命者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得出了社会政治是一团烟的虚无结论。
《处女地》意在总结70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历史教训。作家对进步青年的革命激情、献身精神给予了肯定，但形象地指出：沙皇政府的专制反动、地主贵族的骄横腐朽、广大农奴的贫困愚昧、运动本身的不切实际、进步青年的头脑简单，从主、客观两方面决定了民粹派运动的必然失败。作家仍在作品中宣传他的渐进改革论和文化启蒙论。
《散文诗》是作家晚年的力作，表达了作家对青春、爱情的追忆，对美与大自然的眷恋，对人类永恒悲剧命运的思索，对崇高道德和爱的力量的讴歌，对市侩行为的抨击，寓意深刻，笔法精炼，富有内在的节奏美。
屠格涅夫《父与子》
《父与子》(1861)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小说写两代人的思想斗争。平民出身的医科大学生巴扎洛夫应好友阿尔卡狄邀请，来到玛利因诺村度假，不久与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发生争论。巴威尔宣扬贵族制度与原则是神圣不可动摇的，指责巴扎洛夫不了解人民的真正需要，盲目否定一切，是“虚无主义者”。巴扎洛夫迎头痛击，指出“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原则”不过是一堆没用的外国字眼，空谈个人尊严、个性至上却无所事事实在无聊透顶，而他就是要否定一切，以破坏的方式为未来的社会扫清地面。在争辩中，阿尔卡狄站在自己的年青导师一边。阿尔卡狄的父亲尼古拉虽不赞成巴扎洛夫否定一切的主张，但佩服他的务实精神和生活锐气，深深感到作为父辈的一代已躺进了坟墓。后来巴扎洛夫因吻了女仆费涅奇卡而引起巴威尔与他决斗。费涅奇卡与尼古拉秘密同居多年，因长得很像巴威尔早年的情人而一直被巴威尔暗恋。决斗中，巴威尔受伤。以后，巴扎洛夫回到家乡，在为村民治疗伤寒病时，染病而亡。巴威尔出国。尼古拉与费涅奇卡举行了婚礼。阿尔卡狄结婚，替父亲管理田庄。
《父与子》通过巴扎洛夫与巴威尔围绕着俄国的政治、经济、艺术、科学、道德以及社会制度和生活原则所展开的思想交锋，形象地再现了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阵营与自由主义贵族阵营之间的激烈斗争。巴扎洛夫无论是在论战中，还是在决斗中，都轻而易举地获得胜利，这说明贵族阶级已到了不值一辩、不堪一击的地步.显示出了平民知识分子作为新生的历史力量所具有的生命活力和精神状态，雄辩地揭示出平民知识分子取代贵族知识分子的必然的历史趋势。同时，作品还通过玛利因诺村改革前后生产混乱、经济凋蔽、宗法制家庭瓦解、阶级利益冲突加剧的事实，提出了俄国亟需改革和改革又陷入失败的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一切都显示了作家敏锐的社会洞察力。
但是，由于作家不清楚平民知识分子将会怎样去完成其历史使命，因而安排了巴扎洛夫英年早逝的悲剧结局。至于如何改革，作家无所见地，因此书中笼罩着一种深沉的伤感之情。
小说主人公巴扎洛夫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出身于农民家庭，祖父耕田，父亲是个乡村医生。他接近人民，熟悉人民，也热爱人民，接受了当时社会上进步思潮的影响和科学知识的教育，因而持有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他否定农奴制，批判贵族自由主义，蔑视贵族生活的原则，主张彻底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他与父辈的冲突，既体现在他与巴威尔的思想斗争中，也表现在他与父亲的性格矛盾上。他既反对巴威尔自由贵族式的盲目崇外、消极守旧，也不赞同父亲的沉溺于善行小事，而是主张否定一切。他认为，精神的疾病是从坏的教育和不健全的社会来的，只要社会一改造，病就会没有了。可见他的否定一切，是针对着病态的贵族文化和农奴制而发的，因而具有一种全面改革社会的政治愿望，带有强烈的叛逆色彩。在哲学上，他是个唯物论者，重视实践，提倡实用科学，反对脱离实际、矫情享乐和清静无为。在生活上，他有着坚强的性格、埋头苦干的精神，希望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来为社会服务，这些都是他作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优越之处。
另一方面，他身上还有较明显的思想矛盾和性格缺陷。他主张彻底改造社会，但却仅限于客厅里的空谈，没有任何真正的改革实践。他喜欢人民，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但却不乏轻视人民之处，甚至怀疑为人民奋斗的意义。他鄙弃享乐、伤感的贵族文化，但却走向了夸大自然科学的作用、全面否定艺术和自然美的价值的极端。他主张从感觉经验、理性至上和实际有用的角度看待一切，不免有生理感觉主义、唯理主义、实用主义和庸俗唯物论色彩。这一切就决定了他在生活中必然要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与人民的矛盾之中。他的忧郁、孤独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这种分裂性和盲目性。
巴威尔是个“坚定”而落伍的自由派贵族。他自诩是自由主义者和拥护进步的人士，实际上只是迷恋英国贵族式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原则。他刻意模仿英国绅士的言谈举止，整日专事穿戴，讲究派头，过着空虚无聊的生活。他的心灵已被失败的伤感紧紧缠住，他在对空茫爱情的追忆中寻找慰藉。到了人生的黄昏，他还想用野蛮过时的决斗方式来考验自己的骑士精神。他敌视唯物主义，贬低自然科学，推崇贵族文化，还企图通过挑起辩论和决斗战胜新的进步力量。他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护贵族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和社会利益，反对俄国的民主解放事业，同时保住自己“社会进步者”的光荣地位。结果他惨遭失败，出走国外。通过这一形象，作家说明自由贵族的落伍，他们已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也说明整个贵族阶级的虚弱和没落。
此外，作品还刻划了温和的贵族尼古拉、冒牌的民主主义者阿尔卡狄、渴望真诚爱情但却贪图舒适享乐的女贵族奥津左娃等人物形象，他们都真实可信，颇具典型意义。
屠格涅夫的小说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独到的艺术魅力。
A.单一的情节，完整的结构。屠格涅夫善于围绕主题和中心人物来精心剪裁，巧妙布局。他的作品人物不多，事件单一，场面集中，时间较短。在结构上，惯用“客厅风波”、“爱情纠葛”、“悲剧结局”、“事后补语”四部曲式安排：开篇即写客厅中的争论，直接引入冲突，提出有关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通过观点对立的人物间的对比来塑造人物;接着导出爱情纠葛，深化矛盾，借此考验主人公;然后情节急转直下，进入悲剧高潮，情节至此戛然而止;最后，拖一段时间作结，以廖廖几笔补述完整个故事。这样，整部作品显得单纯清晰，严谨完整，波澜起伏，余音缭绕。在《父与子》中，开篇写巴扎洛夫与巴威尔的争论，借此写出了巴扎洛夫的信念、性格和力量。接着场景由玛利因诺移到尼可尔斯奎，写巴扎洛夫与奥津左娃的爱情生活，借此暴露他的精神危机。然后再回到玛利因诺，写两个政敌间的最后较量——决斗，显示巴扎洛夫的彻底胜利。随即场景移到巴扎洛夫家乡，写他的意外死亡。最后交待有关人物的结局，留下了“生命短暂脆弱，生活缓慢沉重”的无限感慨。整部作品写得紧凑、多变而又回味无穷，令人掩卷深思。
B.抒情的笔调，纯洁的语言。屠格涅夫的小说富有浓郁的抒情韵味，散发出一种优雅动人的魅力。抒情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语言风格。由于屠格涅夫是一个性情温和善良、高雅细腻而又富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作家，他所处理的主题又大多是关于知识分子不幸的爱情、失败的事业等悲剧性内容，这种写作主体与描写对象之间的和谐一致，就决定了作家总是以一种温情脉脉的语调来讲述主人公的渴望、追求与不幸，因而整个作品的语言就显示出一种平和、朴素、雅致、哀婉的风格，笼罩着一种哀愁伤感的情调。《父与子》虽然写到争论场面时人物语言激烈、犀利，但就作品的整体语言风格而论，仍是平和、哀婉的。其二是手法上的借景抒情。屠格涅夫是公认的风景描写大师。他善于描绘大自然的干变万化，并使之与人物的心灵、性格协调起来，通过自然界色彩的明暗变化来烘托人物情绪的起伏与命运的升降。情与景的息息相关、融合无间，增强了作品的诗情画意之美，给人以心醉神迷的审美享受。在《父与子》中，写景虽只有几处，但却堪称妙笔。如：巴扎洛夫决斗前眼中所见到的是由“晶莹的露珠”和“百灵的歌声”所浸透、充盈的“清凉的晨景”，这巧妙地衬托出他心境的平静坦然。又如：巴扎洛夫在奥津左娃房间里所感受到的“隐秘的激动”与窗外“阵阵沁人肌肤的清凉夜气”和“夜的神秘的细语声”的心、境合一。再如：结尾时坟墓里掩埋的巴扎洛夫曾是热烈反抗的心脏与外面坟头上单纯、平静的小花和冷漠而永恒的大自·然的强烈对比，这更深一层地写出了主人公乃至人类的悲剧命运，深化了主题，也留下了弦断音存的绝响，给人以巨大的心灵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