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小雅》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土地都是属于周王的。周王一个人管不过来那么多土地，于是
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们也管不过来，于是再分封给贵族。
贵族获得的土地称为封地，又叫食邑、田邑，从历史记载看，它们是按亩计量的耕地。那么问题来了，那些耕地以外的土地归谁所有？
是一笔糊涂账。理论上，既然没有分掉，那就还是周王的。但是那些山 川海岸远离都城，周王鞭长莫及，所以它们事实上处于无主状态。不过好在上古时代人们的主要需求还是吃饱肚子，眼睛就盯着耕地、对山珍海味兴趣不大，所以这笔糊涂账也没什么大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掌握了开发山海的技术手段。山上有铁，可以熔炼；海里有盐，可以煮晒。这样一来，山海的价值需要重估，它的所有权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
周朝的铁矿很分散，盐场则很集中，主要分布在当时的齐国境内。所以很自然，山海所有权的问题在齐国最为突出。齐国的管仲，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官山海的人。所谓官山海，就是把原本无主的山海归国有，变成官营。这是一个制度上的顶层设计，并且由此引导出一系列衍生结果。比如说，海洋的所有权明晰之后，海盐的生产就不能随便进行了。海边的农民晒出盐来之后，必须以指定价格卖给官府，再由官府批发各地。晒盐是个体力活儿，没多大技术含量，也不存在明显的规模效应，所以官营之后，生产效率不见得有什么变化。但是齐国掌握了周朝主要的食盐资源，统一的官营可以带来垄断效应，出口议价能力肯定是增强了。同样的东西、同样的成本，但是可以卖得更贵。事实证明，官山海政策实行之后，齐国很快就商业兴隆、日进斗金。
某些不求甚解的人，看到这里便以为管仲成功了。历史可没那么简单。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说清楚，那就是：赚钱有什么用？
钱有什么用，这在市场经济、和平年代根本不算个问题。但要是碰上饥荒战乱，钱还真就没什么用，只有粮食和武器才有用。而管仲所处的先秦时代，饥荒和战乱几乎连绵不绝。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这些先秦典故，光想一想，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所以那绝对不是一个钱很有用的时代。
根据《管子》记载，管仲赚钱的第一个用途是打经济战。齐国的邻国鲁国擅长生产一种叫作绨的纺织品。管仲先在本国推广绨，流行后又禁止本国民众生产绨。于是，对绨的强劲需求如潮水般涌向鲁国。这还不算，管仲又向鲁国商人喊话，有意渲染紧张气氛，鼓动他们产绨。于是大量鲁国民众放弃务农，投身于织绨行业。
一年之后，鲁国粮价暴涨。这时管仲突然停止所有的绨进口，鲁国经济顿时崩溃，鲁国的国君也不得不亲自跑到齐国去献礼示好。制服鲁国之后，管仲又用同样的手段收服了莒国和莱国。借此威势，齐国的国君齐桓公才能够约会诸侯，当上了春秋霸主。管仲纯粹运用经济手段，不费一兵一卒，就使齐国实现了霸主地位。其背后的逻辑就是以金钱引诱，令敌人轻视、放弃农业，最后不战而败。关键点，其实还是粮食。
管仲赚钱的第二个用途就是奢侈享乐。管仲鼓动消费，铺张人 工， 提倡厚葬，甚至相传他还是色情业的祖师爷。在他任内，齐国从上到下极尽欢娱享乐之能事。齐桓公自诩有三好：好吃、好田、好色。《战国策》描写齐国都城民众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在经济战中，管仲善于用金钱腐蚀敌人，诱使他们舍本逐末，而让他自己来抗拒金钱的诱惑，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们知道，先秦生产力低下，牛耕、铁犁均未普及，育种和栽培的技术也不成熟。农民就算全力耕析作，也未必能养活全家老小。在这种情况下，齐国经济能否支持工商业乃至服务业的高度发展？
假设农民一家4人，全力耕作，所得收成可以供养5人，那么4个农户才可以供给1个非农户。全国全少要有80％的人口务农，一旦低于这
个比例，就要饿死人，这还是在不考虑任何奢侈消费的情况下。所以生产力约束是死的，你选择了逐末，就必然会舍本。这是时代条件所决定的，管仲就算是天纵奇才，也不可能绕过去。
果不其然，管仲的顶层设计惹火烧身，齐国的霸业一世而终。齐桓公死后，国家陷入混乱，诸子争权，相互攻伐。齐桓公死后67天无人收
尸，凄惨无比。此时距他称霸诸侯，前后还不到40年时间。
管仲为后世的顶层设计者们留下了一条经验：社会上的事务大多是短期、微观、近似于匀质的，市场机制处理此类事务的效率最高；但是也有某些事务是长期、宏观、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比如说一个国家的粮食生产，处理此类事务则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
对小国寡民来说，他们面对的主要是前一类事务，较少遭遇后一类事务，因此在他们的文明中也没有进化出相应的处理工具。而中国则由于历史和规模，天然需要处理更多后一类事务，中华文明因此进化出文官制度作为市场机制的补充。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历史的另一面：
秦并吞六国，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实在周朝初年分封天下时，并不存在秦国，只有一支在西部边境上养马的部族被称为秦人，后来，秦人帮助周王对抗蛮族入侵有功，才被封为诸侯。
秦人本来就居住在周朝的西部边境上，他们的封地又在崤山以西，所以周王对秦人的分封，等于是开了一张空白支票，想填多少就填多少，只不过填完了得凭自己的拳头去兑现。
后来，秦人的表现远远超出了周王的预期。秦国不断向西扩张，连灭周边12国，辟地千里，一下子成了周朝最大的诸侯国之一。这样的历史渊源，造成了秦国三个与众不同的特征。
首先，秦国没有叠床架屋的贵族阶层，治理结构扁平化。在对周边的征战中，秦国先后有多位国君战死，这在周朝诸侯中是绝无仅有的。
其次，秦国的人口土地大多是征战得来的，正所谓一张白纸好画图，没有贵族分封的历史，有利于中央集权，推行各种改革也都比较容易，更便于进行顶层设计。史称秦国君实有郡县，也就是说，相比于其他诸侯的虚有，秦国的中央政令可以实实在在地通行于郡县。
最后，秦国地处黄土高原，物产种类并不丰富，桑、麻、木材都比较匮乏，先天就缺乏发展工商业的基础。但是这里土地肥沃，十分适宜种植粮食。
相比于中原诸侯，秦国无疑是一个另类的国家。而商鞅变法，更是一个另类的故事。商鞅是卫国人，曾经在魏国做官，后来经人引荐，他当面向秦孝公阐述了自己的改革计划。获得认可后，他就被直接提拔为左庶长（最高行政官），进行改革。可以说，仅仅这个故事的开端，在其他诸侯国就是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要是秦国国内也有一大群习惯于争权夺利
的权贵集团，他们能眼睜睁地看看一个外人爬到他们头顶上去？
商鞅变法，本质上也是顶层设计，主要内容也涉及官山海。当然秦国没有海，只是把矿山收归官营。管仲在齐国实行官山海的同时，
还推出了不少配套措施，比如降低税率、简化行政、招徕客商等，商鞅官山海则反其道而行，提高税率、限制交易、禁止迁徙。所以管仲是以官营手段来发展山海，而商鞅则是以官营手段来限制山海。
商鞅一手限制山海发展，另一手却力推农业，降低农业赋税，组织开荒，奖励高产。如果把商鞅的这两手棋归纳起来看，那就是4个字：
产业降级。
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都是产业升级，产业链是延长的。比如消费粮食，直接吃是最初级的；喂养牲畜然后吃肉，那就是升级：收罗食材，精细烹饪，又升一级。吃的升级了，穿的、用的、住的也都可以升级，永无止境。
但是如果从热量获取的角度看，上述产业升级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效率降级。100克小麦直接吃的话，可以提供300多卡的热量。如果用同等数量的小麦喂猪，转换成猪肉的热量不到80卡。如果精细烹饪，热重还要大打折扣。如果再讲究用餐环境，那么消耗掉的人力热量将远匹超过300卡。换句话说，本来是想消费100克小麦的，但是弄到最后一个人没吃饱，还累坏、饿坏三四个人。
假如热量的供给不是问题，那么大可置热量效率于不顾，以产业升级、满足人欲为先。但是先秦时代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热量的供给。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指出：土地的供给能力与外部投入相关，总是线性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则与基数相关，总是指数增长。因为指数增长是加速的，所以无论初始值是多少，它迟早都会超过线性增长，因此每当人口数量超出土地的供给能力时，就必须有人死去。至于怎么死去，是饿死、病死还是战死，并没有本质区别。所以长期来看，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尽可能地提高土地的供给能力。
商鞅主张发展农业、抑制工商业、对外征战，这三个手段，形式虽异，却互为表里，为的都是同一个目标：提高土地对秦人生存的供给能力。商鞅的眼光，超越了某些庸俗的历史评论家。秦国破格重用商鞅的眼光，也超越了其他诸侯。甚至后来商鞅在政治斗争中身败名裂，他的对手们却也不曾因人废言，继续沿用他的顶层设计，直至国富民强，席卷中原。这是一种惊人的现实主义精神。
秦始统一中国后，为了彪炳自己的千秋功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面对皇天后土，他总结了8个字：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意思
是，推崇农业，抑制工商，老百姓因此富足。
商鞅如果地下有知，应当可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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