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一个社会的GDP总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众仍然衣食无着、低人一等，这个社会在本质上还是贫困的，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已；不管一个社会的文化产业多么发达，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数富人过着醉生梦死、为富不仁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是低下的。
前些日子，有朋友转来《断裂的阶梯：不平等如何影响你的人生》的出版信息，调侃说：乍一看，还以为这本书是你写的呢！朋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2015年曾经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发表过一篇论文，论文的正标题也正好是断裂的阶梯(The Broken Ladder)。
出于好奇，我便把这本书找来，看看这个与我心有灵犀的学者到底讲了些什么？一看还真是欲罢不能，一方面是作者的知识背景与我迥异，我对不平等问题的阅读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对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也偶有涉猎，而作者基思·佩恩(Keith Payne)是一位心理学家，不平等和贫困不仅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也会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心智模式和情感体验，这些恰恰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相对忽视的维度；另一方面，佩恩跟我一样，也是出身底层家庭，他的字里行间不仅充满了对底层的同情式理解，也不经意流露出穷孩子特有的那种敏感和敏锐——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贫困的人，是很难真正理解穷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的。
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将食堂阿姨经济学作为第一章：小学四年级的佩恩因为家贫而选择免费午餐，这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因为食堂阿姨清楚地知道谁是付费的，谁是免费的；直到有一天换了一个新的食堂阿姨，破天荒地向佩恩收取饭费，而佩恩却身无分文，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吃免费午餐的，尴尬的佩恩从此在学校里变得沉默寡言。
一、贫困的地心引力
有时候，我们感觉贫困像是一个强有力的磁场或者黑洞，一旦掉入贫困的陷阱，我们便很难摆脱贫困？这是个人的特质造成的，还是环境、制度或结构使然？
一种观点是关注个体的能动性，穷人是懒惰的，没有责任感或者不够聪明；或者穷人有着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不能促进他们拥有诸如努力工作、诚实守信、自力更生等中产阶级价值观(第53页)。依据这种观点，必须通过奖励措施驱动底层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佩恩提醒我们注意：穷人的行为其实由更为急迫的动因驱使。因此，他们会试图用手头最好、最短期的危机管理方式处理这些日常危机(第180页)。
美国社会活动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的《我在底层的生活》一书可以作为佩恩上述观点的最佳佐证。1998年，芭芭拉伪装成一个只读过三年大学、急需工作糊口的离婚白人妇女，在三个不同类型的城市各工作一个月。她尽量寻找薪水最高的低技能工作，希望薪水足以支付廉价住所的房租。芭芭拉发现，即使身兼两份工作，薪水仍不足以支付房租。毫无疑问，芭芭拉的个人能力和工作积极性并没有因为卧底而降低，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社会精英进入底层社会之后，也会变得举步维艰。
另一种观点认识到收入不平等和遗传劣势等系统性因素的重要性，他们发现：在贫穷成为常态的地方，贫穷很容易代代相传；但他们经常过于低估个人决策在人们命运中扮演的角色，从而陷入一种宿命论的悲观论调。虽然贫困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但任何结构都不可能脱离行动者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就无法观察到向上的社会流动。
为什么穷人往往是活在当下，缺乏长远打算？穷人为什么更容易选择酗酒、吸毒、未成年生子之类的自我毁灭性行为？
佩恩指出，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种是投资未来的慢战略；另一种是快战略，快速生活，早早死去。心理学家杰·贝尔斯基(Jay Belsky)发现：在充满压力或无秩序的艰苦环境中长大的女孩会更早生育小孩。当预期寿命降低的时候，女性的生育年龄也会相应降低。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快战略，在极端不安全的环境中，如果穷人不急于结婚生子，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结婚生子。
穷人未必不知道长期投资的重要性，而是因为等不起或等不到长期投资的回报。一个穷人可能辛辛苦苦通过打工攒了一笔钱，准备用于学习某项技能；然而，他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厄运，譬如父母亲得重病，自己失去工作，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他试图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前功尽弃。中产阶级以上人群之所以能够进行长期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抗风险能力远远高于穷人，可以立足长远，静候花开。
经济学家森德尔·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研究资源稀缺状态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结论是穷人的注意力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导致其认知能力和判断力全面下降。穷人之所以穷，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长期贫穷，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他们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挣钱，而忽视了更重要、更有价值的目标，造成心理焦虑和资源管理的失能。当一个人特别穷的时候，智力和判断力都会显著下降，陷入恶性循环。虽然穷人富人都有可能利令智昏，但贫穷会降低利的门槛，蝇头小利就可能让穷人失去理智。如果仅仅是简单地把钱分给穷人，穷人的思维模式也会导致其无法有效利用这些金钱，譬如有些贫困户将救济金用于挥霍、赌博，而不是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或者投资于子女教育。
贫困绝不只是带来人有我无的相对剥夺感。贫困还意味着被排斥感，一种无法参与其中的羞耻感，譬如因为没有一双球鞋，你可能无法参与足球比赛；因为缺乏必要的财力，你可能无法参与社群的礼物经济，缺席各种红白喜事，于是成为社群里的边缘人。贫困还意味着丧失对生活的支配感，正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更可怕的是，贫困具有很强的代际传递性。富人家庭的子女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更为发达的社会关系网络，从个体的角度看，他们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从社群的角度看，他们处在一个更加友好互惠的社会位置。反观穷人的子女，他们不仅更有可能辍学，父母的离婚率也更高，甚至可能由未婚妈妈抚养长大，他们更有可能遭遇各种疾病的风险，却缺乏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支持。
对于真正的穷人来说，短视可能是一种生存策略。短期收益的风险低，而长远投资的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也更高。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来说，长期投资的风险是可以容忍的；而对于真正的穷人，他们无法承受这种风险，甚至根本无力进行投资。
身处顺境中的人，往往居高临下地看穷人，认为贫穷是个人的禀赋或德性使然；但实际上我们所谓的成功人士取得的成就里，也有一部分身份红利或平台溢价，这部分溢价是我们的收益里超出人力资本(个人能力)回报的那一部分。譬如一位企业家因为进入人大、政协或富豪排行榜，而获得更高的授信额度或更多的商业机会，这就是身份红利；一位学者在知识付费平台授课的回报可能百倍、千倍于课堂授课的收入，这就是平台溢价。穷人不仅无法获得身份红利和平台溢价，甚至自身的人力资本回报也经常被打折扣。
本文节选自《为什么穷人更容易相信阴谋论？》，作者熊易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