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5日，在上海出版的《逸经》第33期杂志上，刊登了署名幽谷《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文章，该文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写起，详细叙述了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过程，并叙述了中央红军长征中经历的主要战役、事件和行军路线。诸如四渡赤水，飞夺沪定桥，并在吴起镇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其中还有许多细致的情节描写，比如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的动人场面。有1935年1月16日夜，贵州赤水枪厂工人举行罢工，密切配合红军行动。以及红一师六团在芦花断粮，陷入困境等情况。
《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简称西引记)，还从侧面揭穿一些真实事件的原因，并加以解释。如对红军在川西毛儿盖，黑水河地区徘徊不前，指明党中央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烈主义的抗争。
研究者认为，《西引记》作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其史料价值，是无可否认的，从《西引记》所叙述的内容，如此翔实，唯有亲历者，才能写得出来。
有些研究者发现，从现存的红军长征史料看，《西引记》中的许多章节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简称长征记)内容基本相吻合。
《长征记》是毛主席在1936年倡导组织编辑的一部长征回忆录汇编，但因为战乱，全书在当时并未能公开出版发行，只作为内部资料在党内少数干部中，相互传阅。
1937年2月，《长征记》编完后，正赶上抗日战争进入对持阶段，不少干部奔赴抗战前线，出版的事一拖再拖，直至1942年11月，八路军政治部才腾出手来，于延安出版了该书。
将《西引记》与《长征记》内容一对照，显然可见《西引记》是基本依靠《长征记》而写成的。有些章节，直接照搬了《长征记》的篇幅，诸如：火焰山行军，引自张爱萍的《火焰山》，红一师红六团芦花绝粮情节，引用舒同的《芦花运粮》。
从目前能看到的有关资料看，1937年7月发表的《西引记》中所公布的长征里程表，是中央红军精确的长征路线最早的公开报道。但从详细观察中，也有明显不一样的地方，说明还有其它样本做参考。
1937年7月，《西引记》在《逸经》杂志公开发表，但《长征记》的出版，因种种原因拖在之后。
《西引记》虽然是在《长征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但因其发表时间早，传播迅速，为宣传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的英雄伟绩，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民众中，树立共产党人和红军的光辉形象，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此，引出究竟谁是《西引记》的真实作者，《西引记》作者署名幽谷，这明显是一个化名，但幽谷究竟是谁的化名，这么多年来，一直引起党史、军史工作者的探寻，有学者认为，从《西引记》如此详细准确的叙述看，幽谷应是参加红军长征的亲历者，也有研究者认为，幽谷是当时红军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理由是，1937年3月，王稼祥因战伤在上海停留了4个月，7月离开了上海，奔赴莫斯科，《西引记》发表的时候与王稼祥在上海停溜的时间相吻合，但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多数专家的认可。
1994年，传来柳暗花明的消息，在《上海党史研究》刊物上，发表了董云飞《幽谷原是董健吾》的文章，而且董云飞是董健吾亲生儿子。文章指出，董健吾是1936年，为宋庆龄等党外友人送信至陕北党中央后，又护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至陕北的王牧师。
董健吾：生于1891年，上海青浦县人，1927年6月前后，由浦化人刘伯坚介绍入党，曾任青浦初中学校校长，1936年6月，董健吾在西安曾以王牧师的公开身份作掩护，陪同美国记者斯诺前往陕北，采访红军指战员。
1942年，董健吾通过朋友介绍，潜入汪伪中央警校工作，利用职务之便，营救过不少新四军人员。潘汉年曾指示董健吾，长期隐蔽在该校，不久被日伪怀疑，转移到上海工作。
上海解放后，董健吾受潘汉年案株连被捕，1957年被释放，文革中，董健吾又受到诬陷和迫害，1970年去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董健吾被平反。
董云飞文章称，《西引记》写作依据，是董健吾到陕北的所见所闻，加之潘汉年在1937年初，曾交给他的一批资料，如果属实的话，资料中包括毛主席组织编辑的《长征记》。
因此《西引记》和《长征记》两者内容近呼相似。在此之前，1936年初，施平在苏联发表了《英勇的西征》一文，以俄文发表，在国内极为鲜见，1936年廉臣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介绍了红军长征历程，由于种种原因，国内难得见到，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在英国出版，1938年，更名为《西行漫记》，在上海发表，因而《西引记》被确认为目前所见到的国内最早报道长征的文章，是研究长征历史的一份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