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的公天下观念

吴钩

北宋名臣范仲淹未达之时，便立下大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朱熹评曰，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卷一二九）其实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八个字，并不仅仅是范仲淹一人的抱负，而可以说是两宋士大夫的整体精神写照。那么我想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宋朝的士大夫会普遍生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自觉？

南宋后期，宋理宗宠幸贵戚近臣，这一年蜀中地震，浙闽大水，御史洪天锡愤然上书，矛头直指皇帝：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巨阉享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宋史》本传）洪天锡如此质问皇帝，是在要求理宗回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来。这个共治天下，当然也不是洪天锡一人的主张，而是两宋士大夫的普遍共识。那么我的另一个问题便是：为什么宋朝的士大夫群体会当仁不让地要求与君主共治天下呢？

两个问题，指向同一个政治学维度——公天下理想在宋代士大夫意识中的复苏。儒家念兹在兹的尧舜三代之治，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礼记》所言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宋人以回向三代为志，比任何时代的士人都更加自觉地强调天下为公。我们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例子——

北宋学者王禹偁说：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理之得其道则民辅，失其道则民去之，民既去，又孰与同其天下乎？（《小畜外集》卷一一）

南宋宰相杜范说：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杜范《清献集》卷一三）

朱熹在注释《孟子》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章句时，也提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

南宋御史刘黻对宋度宗说：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宋史》本传）

另一位监察御史吴猎也警告宋宁宗，谓事不出中书，是谓乱政！……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为是轻易快意之举！（《宋元学案》卷七一）

宋高宗也不得不承认：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己，朕亦安得而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六）

而当宋高宗意欲与金国议和时，一名主张抗金到底的御史台检法官方廷实上疏向皇帝提出抗议：今使人以‘江南诏谕’为名，或传陛下欲屈膝受诏，则臣下不知所谓也。呜呼！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疏上，方廷实因敢言，升为监察御史。（《宋史纪事本末》卷七二）

既然天下非天子独有，而为天下人共有，那么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士大夫油然生出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便如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他们以政治主体身份提出的共治天下诉求，也具备了皇帝亦不能否认的合法性，虽万世不易可也。宋代政治的魅力，正是基于此而散发开来。

（节选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