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由印度在向中国的传播及其发展史上,汉地有许多忘身求法的先行者,东晋时期的法显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者之一。他以其西行求法经历自撰的《佛国记》以及携经律而归并亲自参加翻译经律,无论是在外来佛教经律传播汉地,还是在中外海陆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上,其殊胜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
《佛国记》是中国古代最早留学天竺的僧人、旅行家和翻译家法显撰写的游历专著。全书记述了作者从晋隆安三年(399)至晋义熙七年(411)经西域至天竺,嗣后回国,前后历14年之久,于30余国旅行经历,是一部反映异国风土人情和佛教盛况为内容的游记实录。因该书以佛教文化为中心,故此书又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佛教类典籍。由于《佛国记》全书记述的地域范围除中国汉地和边疆外,还包括印度、阿富汗、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在内的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和交通(含南亚至中国的航海交通)、宗教、文化、风俗、物产、社会和经济制度等,成为研究当时亚洲诸国最早的重要史料,并在佛教、艺术、语言及自然诸多学科方面对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
法显(342-423,或337-422),俗姓龚,平阳(今山西省临汾西南)人,一说平阳武阳(今山西省襄丘)人。3岁为沙弥,20岁受比丘戒。法显所处之时代,正值南方东晋统治集团内争与北方十六国兵灾频起的战乱纷繁时代。饱尝连年兵祸和现实苦难的人民大众多么希冀或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就连生活于上层的皇家贵族也感到政局动荡而惶惶不安,朝不保夕,这就给佛教在两晋南北朝时代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机遇。虽然当时已有佛教经籍流通,但律典极为缺乏。僧侣集团也客观需要一整套佛教戒律来维持本身的宗教制度。所以法显时时因感所读律藏译文严重舛阙,因此成为他立志前往天竺寻求戒律的根本动机。
西晋隆安三年(399),法显约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从长安出发,西度沙河,越葱岭到天竺求法。时河西走廊地区,少数民族割据建国,地界严格,交通阻碍,加上沿途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梯。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仍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云:‘吾其死矣!卿可时去,勿得俱陨。’言绝而卒。显抚之号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所经历三十余国,至北天国。[1]皆汉之张骞、甘父所不至也。[2]足见前途艰难险阻不言而喻。作者先后遍历天竺诸地,获得《摩诃僧祇律》、《萨婆多众钞律》、《杂阿毗昙心论》、《方等般泥洹经》和《摩诃僧祇阿毗昙》等;此后又在狮子国(斯里兰卡)获得《长阿含》、《杂阿含》、《杂阿藏》及抄获《弥沙塞律》等梵本。关于法显在天竺的求经经过情况,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第七》引《佛国记》云:
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涉,乃至中天竺,于摩诃乘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祇》,复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萨婆多众律》,即此秦地众僧所行者也。又得《杂阿毗昙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綖经》,二千五百偈。又得一部《方等泥洹经》,可五千偈。又得《摩诃僧祇阿毗昙》。法显住三年,学梵书梵语,悉写之,于是还。又至狮子国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梵本。
法显于义熙七年(411)秋由海路归国,次年夏途经广州,数月抵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南岸。法显即到青州,敬信大法的刺史李嶷闻之,躬自迎劳,并请法显留住半年之久。第二年秋南归晋都建康(今南京),在当时的佛教翻译中心道场寺(斗场寺)同佛陀跋陀罗、宝云等学僧译出《大泥洹经》、《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摩诃僧祇比丘尼戒本》等经律诸书,垂有百万余言。其中著名的《佛国记》就是法显于义熙十四年(418)在道场寺撰写完成的。元熙(419-420)初年,法显离开建康至荆州,卒于辛(新)寺,春秋82(或86)。
《佛国记》,又称《法显传》,或称《法显记》、《法显行传》、《佛游天竺记》、《佛游天竺本记》、《历游天竺记传》、《释法显游天竺记》、《释法明(显字改明为避唐中宗李显讳)游天竺记》、《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三十国记》等,其中最为世人常用书名当为《佛国记》和《法显传》。
本书记述作者从后秦弘始元年,即东晋隆安三年(399)与同学慧景、道整等同契,欲往天竺寻求戒律,初始发于长安,至晋义熙八年(412)到达晋都建康(南京),前后凡十三年四个月间在天竺(印度、斯里兰卡等)的陆海旅程记录。从该书的记载顺序时间上看,曾先后经历了乾归(西秦:甘肃兰州)、耨檀(南凉:青海西宁东)、鄯善(新疆若羌地区)、焉夷(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境)、于阗(新疆和阗县东南)、子合(新疆叶城县)、于麾(新疆叶尔羌河上游一带)、竭叉(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陀历、乌苌、宿呵多、犍陀卫、竺刹尸罗、弗楼沙、那竭(以上为北天竺、西天竺诸国)、罗夷(阿富汗境内)、跋那、毗荼(以上为巴基斯坦境内)、摩头罗、僧伽施、沙祇大、拘萨罗、蓝莫、毗舍离、摩竭提、迦尸、拘睒、达嚫、瞻波、多摩梨帝(以上为中天竺、东天竺诸国)、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耶婆提(印尼苏门答腊岛)等国和地区。
东晋义熙六年(410)法显乘商船在海上漂流14个昼夜到达狮子国(斯里兰卡),在此国住了长达两年时间,并且游历了释迦牟尼曾经活动过的历史圣迹和当时的佛教活动场所。《佛国记》这样记载道:
于是载商人大舶,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彼国人云,相去可百由延。
其国本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
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护,若有采者,十分取三。
其国本无人民,正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直,商人则依价置直取物。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
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所时节。
关于无畏山僧伽蓝的记载:
塔边复起一僧伽蓝,名无畏山,有僧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银刻镂,悉以众宝。中有一青玉像,高二丈许,通身七宝炎光,威相严显,非言所载。右掌中有一无价宝珠。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扇供养,不觉悽然,泪下满目。
这些记载无疑是中国与斯里兰卡文化交流史上的最珍贵史料,也是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最好见证。
《佛国记》内容大体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法显等自隆安三年至五年(399-401)从长安出发,入敦煌,渡西域鄯善、焉夷、于阗、子合、於麾、竭叉六国到达葱岭。第二部分为自隆安六年至义熙七年(402-411)由葱岭入西天竺、北天竺陀历、乌苌、宿呵多、犍陀卫等10国,又入中天竺摩竭提、迦尸、拘睒、达嚫等13国,又入东天竺多摩梨帝和狮子国。第三部分为自义熙七年至义熙八年(411-412)浮海东还归程经历,即自狮子国乘大商船东行,被大风吹至南海耶婆提,又随另一商船准备前往广州,暴风雨将商船漂至东海,饱尝三个多月鲸波骇浪之险的法显最终随船抵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崂山)南岸。书末附记了从青州南下晋都建康。法显在《佛国记》最后总结自己的天竺之行时感慨道:
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国(中天竺),停六年,还三年达青州。凡所游历,减三十国,沙河以西,迄于天竺,众僧威仪法化之美,不可详说。窃惟诸师来得备闻,是以不顾微命,浮海而还,艰难具更。幸蒙三尊威灵,危而得济,故竹帛疏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闻见。[3]
法显出发长安的时间是隆安三年(399),元兴三年(404)到摩头罗国、僧伽施国(中天竺),义熙四年(408)从多摩梨帝(东天竺)回国,义熙八年(412)夏始达青州,次年南归建康,前后约合15年。所谓减三十国,大概指西域6国、天竺21国,包括狮子国(斯里兰卡)和耶婆提(今属印度尼西亚),合计29国。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来自用户上传并发布,站点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信息仅供参考之用。